近日，让举国哗然的唐骏 “学历门” 、朱学勤、汪晖“抄袭门”还未最终揭开谜底，内地高校又同期在某论坛曝光了一起论文高度雷同的丑闻。宁波天一职业技术学院的正处级领导干部沈保林发表在《新课程研究（职业教育）》（2007年第12期）上的论文《大学生手机短信流行现状与对策》，有高达94%的篇幅与芜湖师范专科学校团委书记（现安徽师范大学学生处副处长）刘晓宇的《大学生手机短信流行现象的德育沉思》一文雷同。该论文早于2004年发表在《教育与职业》期刊上（2004年第15期）。
记者致电沈保林，问及是否曾经发表过这篇论文时，他接连表示“对，对”。紧接着记者问及数据的来源时，他回应“当时我这边有的”。“调查了多少人”记者再次疑问，但电话那头停顿了数秒后，就被挂断了。记者尝试了十数次拨通沈保林的电话，但却一直无人接听或占线中。
全文94%雷同
记者通过对照两篇论文发现，沈保林2007年发表的论文与刘晓宇2004年的论文高度相似。就连开篇一百来字的摘要，相似度竟高达98.55%。除了沈保林在摘要最后一句“并从德育角度提出了应对策略”与刘晓宇的“并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角度提出了应对策略”有几个字眼上的不同之外，剩余部分的遣词造句和标点符号都一模一样。
从篇幅上看，刘晓宇的正文明显要比沈保林的长，共计4549个字，而沈保林的只有2945字。通过比较两文，沈保林2007年发表的这篇论文有94%的篇幅与刘晓宇2004年的论文雷同。
通读沈保林的论文，其论文框架完全可以在刘晓宇论文上找到“根据”。沈保林一文共分为四个部分：大学生手机短信消费行为现状；大学生手机短信流行的成因及积极效应分析；手机短信对大学生的消极影响；大学生手机短信流行问题的引导与治理。
而刘晓宇的全文框架则有五部分：研究背景与调查方法；大学生手机短信消费行为的现状与分析；大学生手机短信流行的成因与积极效应分析；手机短信对大学生思想品德发展的消极影响；大学生手机短信流行问题的德育引导与社会治理。
记者仔细对照发现，沈保林的论文称得上是刘晓宇论文的“压缩版”。刘晓宇在第二部分的“手机短信消费行为的现状与分析”中详细在五个方面进行阐述：大学生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、日常问候最常用的方式、每天接受手机短信的数量、手机费用中的比例以及手机短信内容。文中各个部分均引用了调查得出的数据并结合逻辑分析，而在沈保林一文中，他全部删减了分析部分及数据，而全部复制了这五部分的标题，并用①、②、③等序列号标出。
类似的处理手段在沈保林论文中还出现了一次。沈保林在其第二部分“手机短信流行的成因及积极效应分析” 中罗列了五个论点：①交往需求的强烈性; ②情感交流的私密性; ③经济消费的实惠性。④形式自主的多样性; ⑤使用便捷、文雅性。而这五个部分均能在刘老师的第三部分“手机短信流行的成因及积极效应分析”中一一找到。与之不同的是，刘晓宇用自己论证分别在每个论点下进行了共计782个字的详细分析。而沈保林在“参考”刘晓宇框架的前提下，仅仅用了这50个字一笔带过。
沈保林在其论文最后一部分——手机短信流行问题的引导与治理中，与刘晓宇的“手机短信流行问题的德育引导与社会治理”大篇幅雷同。不管是分论点的框架，还是语言表述，两文如同一对“孪生兄弟”般高度相似。鲲鹏社记者初步统计，沈保林的最后一部分文段中有99.8%的比例与刘晓宇原文的80%相似，篇幅为1180字，占据全文的40.1%。
现安徽师范大学学生处副处长刘晓宇告诉记者，他是一直负责学生工作的， 2004年在做这篇论文时，他还在芜湖师专。那时候大学生开始普遍使用手机发短信，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做了这个调查 。“当时我们的调查采用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，选了安徽省的九所高校，包括专科和本科。被调查对象有不同年级、不同院系的学生。”记者看了在刘晓宇的论文上看到，他访谈了90人，发放问卷1200份，回收有效问卷1167份。
沈保林在论文中也提到访谈和问卷调查两种方法，访谈人数80 人, 发放问卷600份, 回收有效问卷567 份。对于记者问及真实的调查人数时，沈保林在沉默数秒钟后即挂断了电话。
记者在沈保林发表的《大学生手机短信流行现象与对策》（2007年第12期）中看到，其在第一部分“大学生手机短信消费行为的现状”中，只是用55个字罗列了几个现象，没有结合调查数据进行论证分析。而刘晓宇在这部分中则用了七百多字结合数据分析了“大学生手机短信消费行为的现状”。
记者还发现了一个问题，沈保林调查的样本与刘晓宇完全不同，然而，得出了一致的调查结果。沈保林在论文中写道：“日常问候最常用的方式中，比例最高的是电话，占38.17％；其次是手机短信，占32 l1％”、“在无手机的同学中，有77.28％的人表示一年内有购机计划”、“黄色短信在短信中比例仅占极少数，不到1.5％”，里面提到的这四个数据与刘晓宇的数据完全相同，甚至行文造句也是一样的。
移花接木颠倒论证，参考文献让人深思
沈保林的论文疑点还不止于此。他在文章第三部分“手机短信对大学生的消极影响”中，谈到“学生认为手机短信之所以在校园中流行，有多重原因。但最重要的是满足学生的交际和信息需要，实现了手机短信优点与学生心理需求的完美结合”。而这部分内容可以在刘晓宇的“手机短信的积极效应分析”中找到原话。
另外，沈保林把刘晓宇论文中的“手机短信消费行为的现状分析”中400多字挪移到其文章下的“消极影响”的论述中充当论证。
记者在参考文献部分发现，沈保林的文章是“有根有据的”。他在 “参考文献”的第七项中分明列出了“刘晓宇.大学生手机短信流行现象的德育沉思[J].教育与职业, 2004, ( 15) : 83—85”。沈保林对记者表示，我是看过刘晓宇这篇文章的，至于参考了多少，我现在也记不起来了。
另外，他的第一个参考文献也露出了端倪。“国家统计局.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[Z]”，根据GB3469-83《文献类型与文献载体代码》规定，“Z”代表的是“其他未说明的文献类型”。而在刘晓宇的参考文献中，他明确指出文献类型——国家统计局.200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[R].北京：国家统计局.2003。“R”代表的是“研究报告”。
刘晓宇：希望他书面道歉
刘晓宇对记者表示，目前他还不知道这个事情。这是职业道德问题，他这样做是不应该的。学术这一块目前还是比较乱，在审核时没有过多注意。
“我觉得这个作者应该有个歉意。”刘老师告诉记者。
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司在编号权司[1999]第6号文指出，从抄袭的形式看，有原封不动或者基本原封不动地复制他人作品的行为，也有经改头换面后将他人受著作权保护的独创成份窃为己有的行为，前者在著作权执法领域被称为低级抄袭，后者被称为高级抄袭。
文中还指出，在著作权执法方面常遇到的高级抄袭有：改变作品的类型将他人创作的作品当作自己独立创作的作品；不改变作品的类型，但是利用作品中受著作权保护的成分并改变作品的具体表现形式，将他人创作的作品当作自己独立创作的作品。
据调查，沈保林目前担任了宁波天一职业技术学院的多个领导职位，包括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、组织部、人事处、统战部、纪检监察室、国际交流合作处、机关党总支等八大处室的负责人。截至记者发稿前，沈保林的手机、办公电话等还是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。 （记者 叶华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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